1917年的夏天，天气闷热，万事万物都在这种闷热中躁动着。
一大早，已经70多岁的乡绅刘翰林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了大门外急促的敲门声。
他惊疑不定地听了一会儿，确定不是听错了，这才缓缓悠悠地走到门口，拉开门栓。
门口站着两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穿得衣服都有些破旧，但精神头很好。
看到他出来，其中一个年轻人快速地道明了来意。
原来这两人都是省里师范校的学生，趁着假期四处游历，但又没钱，于是一路“打秋风”，吃百家饭。
刘翰林是个老读书人，非常爽快地给了他们一个红纸包，里面有40枚铜币，足够这两个年轻人解决一两天的饭钱了。
临走前，他盯着另一个瘦瘦高高、没怎么说话的年轻人的背影看了许久。
不知怎的，心里总隐隐觉得，这个人和他见过的所有年轻人都不太一样。
他抬头看了看天，几片云朵正在缓缓聚集，一副风雨欲来的样子。
闷了这么久，终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那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正是24岁的毛泽东。
和他在一起的年轻人，是他的同学萧子升。
长假无事可做，他们约着干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情：穷游。
和现在许多大学生号称穷游，却到处搭顺风车、刷卡吃饭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穷游是实实在在的穷游。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穷，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他们当时没有带一分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以解决食宿，而且据说“所到之处，受到农民友善的欢迎和款待”。
但据我推测，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为尊者讳”。
因为，在萧子升晚年写的回忆录里，他把这段经历非常直白地定义为——行乞。
更过分的是，在书里，萧子升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去刘翰林家“打秋风”前毛泽东说的一句话。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
另一个方面是“游”。这种游不是游山玩水的游，不是一日游、情侣游、体验游、休闲游，而是一步一步苦游。
从7月中旬到8月16日，他们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
看到这里，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能走完长征了。
在游历中，他们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据统计，这些人包括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寺庙方丈等。
了解了很多风土民情。
这种边游历边调查的生活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很多观念和想法。
我猜测，那句经典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最早的雏形就产生于此。
这以后，毛泽东几乎一有机会就会亲自搞调查。再从这些调查到的情况中，抽丝剥茧地发现规律、研究规律，并最终利用规律。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花了一整晚的时间，看完了毛泽东写过的一本书，名叫《寻乌调查》。
这本书一共5章39节，8万字。
没别的内容，全部都是他在寻乌县做的一次调查，细节详实到让人震撼，油、盐、酱、醋、茶之类的每样都单独列条，种类、价格、什么店铺、什么价格全都细致标注。
甚至，连县里的妓院有多少家、名妓都有哪些、嫖妓的都是些什么人都写到了。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的这8万字，没有一句废话，全是干货。
除此外，他还搞过长岗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每一个调查的背后，都是数十天的实地查看，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访谈交流，以及无数个夜晚的细致梳理、思考、总结成篇。
这才是真正的“行万里路”。
值得一提的是，24岁的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假期游历，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同学和师长的影响。
在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训上，清楚写着：
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
就这一句话，我敢说，今天的多少985/211或者双一流都做不到。
毛泽东在一师的很多老师都是这条校训的忠实践行者，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恩师和日后的岳父杨昌济。
在一师的时候，毛泽东经常会到杨昌济家里去，交流讨论。
甚至假期也不放过。
于是，在徒步游历湖南5县的前一年。暑假里，毛泽东曾独自一人步行到长沙县东乡板仓杨昌济家访问。
在杨昌济家里，他和他的老师广泛地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并浏览杨昌济的藏书。
也是在这里，杨昌济向毛泽东介绍了一个留学日本的体育爱好者和倡导者，名叫柳午亭，曾执教日本陆军士官大学。
毛泽东专程去拜访了他，并认真地听了他几堂体育理论课。
这个叫柳午亭的人并不出名，但他有个儿子，叫柳直荀，是个烈士。
很可惜，这个叫柳直荀的烈士也不出名。
在柳直荀去世25年后，他的遗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在信里附上了自己一九三三年悼念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
这个遗孀的名字叫李淑一。
毛泽东看后非常感伤，提笔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
这里的柳，就是柳直荀。
历史，总是在万千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冥冥中留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年的春天，著名愤青刊物《新青年》上发了一篇体育论文，叫《体育之研究》。
署名“二十八画生”。
如果你熟悉繁体字的话，应该能猜出来，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澤東。
他写的这篇文章，很显然的受到了柳午亭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是和他的体魄分不开的，所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有趣的是，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人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如果不改造人的思想，那么无论身体再强健，也不过只是麻木不仁的看客。
一年后，这个愤怒的中年人，首次用一个笔名写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也发在《新青年》上。
文章的名字叫《狂人日记》，这个首次使用的笔名叫“鲁迅”。
历史总是在这种细节的地方，充满了想象的空间。
《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后来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相比，并不出彩。
但对毛泽东而言，却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因为，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时间是 1917年4月1日。
是的，你没有看错，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关于体育的。
读到这段史料的时候，那荒诞的感觉就跟我第一次知道数学家玻尔曾经是丹麦国家足球队队员时一样一样的。
虽然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但“二十八画生”这个笔名却不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
早在1915年，他就用这个笔名搞了一次公开的交友征集。
最后，征集来了“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后来忘记了。
而那“半个”是李立三，之所以说半个，是因为他去了，但在听完毛泽东的一番话之后，没有表态就走了。
就在这段历史里，还藏着一个惊人的细节。
我后来从另一本书里读到了。
李立三自己后来说，当时他之所以一言不发就走了，是被毛泽东的博学所震撼，感到自己读书太少，在谈话时竟一句也接不上来，因此，只好自惭形秽地离开了。
一开口，就能让人因读书少而自惭形秽，难以想象，那时候的毛泽东就已经读了多少书！
事实就在于，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读了很多书。
我在看史料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毛泽东在1917年前后给他的表兄文运昌写的一张便条。
便条的主要内容是还书。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尙希原谅。”
从这个便条里，我们也能得出两个结论：一、毛泽东确实很爱看书；二、毛泽东并不十分爱惜书。
但在这个便条之外，我还读到了第三个结论：毛泽东在假期里，也废寝忘食地读书。
因为我查了一下，毛泽东写这个便条的时间是春节。
是他回韶山过春节后，看完书写的还书便条。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惭愧。
因为大学里，我也曾在每年的寒暑假订下非常严密、牛逼的读书计划，并且不厌其烦地跑到图书馆里借来七八本厚厚的“大部头”，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装入行李箱带回老家。
然后又在假期结束后，不厌其烦地将这些大部头书带回学校。
看起来很勤奋，但事实上，我只是做了回这些书籍的搬运工。
因为书里的内容我几乎没看几页。
什么叫差距，这就叫差距！
从上面各种史料中摘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过长假，主要就干了三件事：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交万千友。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如果，不对比来看的话。
十一长假即将开始。
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长假里一般也主要干三件事：
睡饱了吃；吃饱了玩；玩累了睡。
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当然，我写下这样的文章，并不是鼓励大家效仿毛泽东，在长假里到处游历、天天看书、广交朋友。
我只是在过节的时候突然很好奇。
在近一个世纪前，一个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又是如何过长假的？
但当我写完这一切以后才明白。
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伟人，而我们又为什么更适合做普通人。
因为，他做到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更没有想过去做到。
在史料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件事。
1921年7月，时隔两年后，毛泽东和曾与他一道穷游的萧子升见面了。
他们一起乘船离开长沙，彻夜畅谈。
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人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 30年至40 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之前萧子升曾说过他愿意“等一千年”，以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萧子升最终没有被说服，中途两人分道扬镳，从此再没有见面。
萧子升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去上海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6年，主席毛泽东病逝于北京。
非常巧合的是，2个月后，萧子升也去世了，而他去世的地方是乌拉圭。
忘了说了，毛泽东和萧子升是同年出生。
这两个同年生、同年死的曾经好友，最终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相信，这并不是什么命运的造就。
现在来看，毛泽东在1921年的那个晚上做出的预言极为精准。
“不要一千年，只要 30年至40 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因为，就是在大概30年的时间里，他最终干成了那件改变中国的、开天辟地的大事。
这件事，至今仍影响着神州大地上的十几亿人民。
因为，正是这件事让我们拥有了一个长达七天（今年八天）的假期：
国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