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背景下，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对冲疫情影响，还将为疫后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创造条件。理解新基建的经济性质、把握新基建的重大机遇、培育基于新基建的新产业是加快新基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传统基建有四个不同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给出的定义，新基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涵盖了通信、算法、算力等方面；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是应用上述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形成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比如支撑重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大科学装置、大试验平台等。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有以下几方面不同：
一是从服务的对象看，老基建如机场、铁路、公路等针对的是人流、物流，为人员流动和货物贸易提供极大便利；而新基建如 5G 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更多针对的是信息流、资金流，不仅为人们提供点对点即时信息服务，还通过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金融支付工具便利资金流动，也为基于网络的服务贸易提供极大便利。二是从投资的经济性看，老基建投资大、回收慢，一条 100 公里的高速公路投资规模至少 40 亿元，其回收期一般要二三十年；新基建投资规模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回报期相对较短。三是从投资主体看，老基建一般由政府投资，有的虽然采用 PPP 模式，但往往需要政府兜底；新基建则一般由市场主体自主投资，自负盈亏。比如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是由几大电信企业在投，前几年组建的铁塔公司也是以企业形式存在。四是从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看，老基建投资形成了若干交通枢纽，奠定了城市经济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的发展基础；新基建投资则奠定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基础，不仅本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还颠覆性地将传统产业数字化，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万亿级投资
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18 年我国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规模达到 6.4 万亿元，在 GDP 中占比达 7.1%。预计 2020～2025 年期间，我国 5G 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 10.6 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 3.3 万亿元。其中 5G 基站将会有 500 万～600 万座，每座 20 万元，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
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去年全世界在建大型数据处理中心 180 个。一般 10 万台服务器规模以上的数据处理中心算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处理中心，那么全世界就有 1800 多万台服务器在安装建设中。中国今后 5 年将会增加 1000 万台服务器。这 1000 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 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 5 年将至少有 30 亿～50 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 2 万亿～3 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跟网络（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五位一体将形成数字化平台的有机体系，共同生成在 5G 基础上，成为一个类似于人的智能生命体。如果将这种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大智移云”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人类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基因，经过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地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互联网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颠覆性改造传统产业
颠覆性是指数字化平台跟传统产业或经济形态结合就会产生颠覆性改造作用：比如，跟城市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跟工业制造结合就形成工业制造 4.0，跟物流结合就是智慧物流，跟金融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它可以颠覆各个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将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
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产业互联网是产业链集群中多方协作共赢，消费互联网是赢者通吃；产业互联网的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消费互联网集中度较高；产业互联网的盈利模式是为产业创造价值、提高效率、节省开支，消费互联网盈利通常先烧钱补贴再通过规模经济或增值业务赚钱。构建产业互联网是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产业生态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还要加工“数据”要素，把数据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并进而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在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要进行大胆的变革，敢于抛弃落后的商业模式，对组织架构、组织能力进行升级迭代，提高组织内部协同效率，更好更快地为数字化转型服务。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它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有关材料分析，全球目前有 60 余个万亿美元级产业集群，可与数字化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据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 5 个领域如果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 15 年中预计可节约近 3000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 200 亿美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 10% 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 2000 亿美元以上价值。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的高价值公司很大可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兴起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自 1760 年代至 1840 年前后，标志是机器替代人力，那个时候的清朝还处于沉睡状态；
第二次工业革命，自 19 世纪 90 年代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清王朝灭亡前后的动荡年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自 20 世纪 40～50 年代至 2010 年前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其中。
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错过了，第三次中国赶上了，但只是参与。2010 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新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
2009 年，华为开始布局 5G 领域的研发和投资，随后的突破奠定了中国在 5G 领域领先全球的地位。而 5G 正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关键技术。
2010 年，我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并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
2011 年，中国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占到全球总量的 1/4；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上升至世界第四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有效专利数量全面超过国外在华数量。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仍存在不少短板，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仍有待探索。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能，有助于中国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重在应用 重在规则
新基建投资能否物有所值，取决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一方面，这些新基建项目本身是否有其经济性？比如云计算的数据中心能否做到成本足够低、服务足够好？功能足够强？一些地方既不是电力丰裕地区，也不是客户集中的区域，也没有有效降低能耗的手段和办法，这样的地方也搞数据中心就需要三思而行。
另一方面，消费者是否普遍有软件付费意识和习惯，换言之，消费者的有效需求能否形成现实的购买力。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云市场的结构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别：中国云市场以 IaaS 为主，公有云 SaaS 占比仅为 33%；而美国云计算市场以 SaaS 为主，占比达到 64%。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者软件使用付费的意识和习惯有关。新基建投资能否物尽其用，还取决于在此基础上的产业互联网发展水平。与美国比，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于发展初期。国内消费互联网进入缓慢增长期，已接近天花板，现在渐渐进入拐点。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产业互联网企业崭露头角。美国科技股前 20 位的上市公司，7 个产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等于美国最大规模 20 个上市公司市值的 50%。中国还没出现这个现象。中国企业搞产业互联网不能再像搞消费互联网那样靠烧钱抢入口、靠赢者通吃的竞争手段，而是要注重开放共享、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场景，注重各类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的互认互联互通，注重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和安全有序流转。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经济的背景下，发展新基建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有力武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引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战略依托。要遵循市场规律，避免一哄而上，在加快新基建“硬”投资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以新基建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软”环境，以产业繁荣和创新活力来衡量新基建的实际成效。
